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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二四章 元亨利贞 (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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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事重重的离开了西苑,沈就坐在轿子里,一阵阵气闷,便掀开轿帘,傍晚那冷冽的空气便直鞋进来,这才感到振奋一些,但面上的表情,仍然十分严峻,现在身边没别人,他也不用掩饰内心的沮丧一一并不是为胡宗宪难过,而是为东南日后的局势担忧。

沈就与胡宗宪,虽算不上肝胆相照,但至少是惺惺相惜,互为臂助一一在抗倭大业上,沈就全力配合胡宗宪,能做的、不能做的,该做的、不该做的,他统统都做了;这些胡宗宪也看在眼里,明白他沈拙言是个什么样的人,所以对沈就在东南的许多布置,从来睁一眼闭一眼,尤其是后期,在经济方针上,全盘接受沈就的意见一一陆续开放了上海、泉州、广州等五六个外贸港口,保护工商业自由发展,解除东南的户籍限制,大量吸收北方劳动力等等……一系列开明的举措,在东南总督空前的权威下,有力的执行下去,伎饱受战乱的江南大地il迅速恢复了生机。

那些因为抗倭而损失的财富,重新聚集起来;从上到下,各阶层的人们都充满了希望,可以说,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,而不好的东西尚未孳生,江南眼看就要进入一个伟大的复兴年代了。

但这火热发生的一切,并不能让远在北京城的老爷们感到兴奋,他们只关注遭灾、遇难,民不聊生的省份和地区,因为如果对这些地方听之任之,很可能会爆发危及社稷的灾难;而对于能过得下去的地方,他们却兴趣缺缺……比较帝国君臣对江南倭乱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,便知道此言不虚。

究其原因,首先是整个帝国统治阶级的思维,仍然停留在‘得过且过'上,他们的最高追求是可以长久的坐秸江山,享受特权;然后是……雄才伟略的太祖爷,终究不能摆脱他自身的局限性,以小农意识架构了帝国的政权,大明二百年已经反复证明,他那套想要让大明长治久安的东西,已经成为勒在帝国颈项上的吊索,随着时间的推移「越勒越紧,几乎要害死他亲手缔造的国家了。

这绝不是诬蔑,首先因为缺乏对中央财政的正确认识,朱无璋片面的认为,将地方的钱粮集中到中央,然后再由中央分配下去,属于脱裤子放屁,多此一举,所以把财税大权下放,各省只需每年上缴一部分国税,可供国家机器维持运转即可。其余的地方财政支出、以及驻军粮饷的供给,全由各布政敌司就地解决,不需要再解送国库。户部了沦为全国的会计部门,只能在账面上指手划脚;国库中除了每年那干巴巴的几百万两银子,便再没有什么进项,哪怕南方富得流油,也不影响太仓里饿死老鼠。

但更重要的原因,是朱元璋对商业的作用缺乏认识,在对待商业的国策上,充满了倒行逆施一一纵观中国历史,虽然一直有农本商末的看法,但从汉唐到两宋,商人的地位还是在不断上升的,商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性,也越来越高,到南宋时,甚至已经取代农业,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,哪怕是异族入主中原的辽金元朝,商业也同样兴盛发展。

其实商业的本质在于流通,除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外,兴盛的商业还必然会为整个民族,注入开放、进取、自由的风气,所谓流水不腐、户枢不蠹,国家是不会变得死气沉沉的。

但小农出身的朱元璋,看不到商业带来的好处,而只看到这种流动对小农静态经济的冲击一一因为他的家庭,是在一次次的社会波动中,由自耕农沦落为佃农,由佃农而终于几乎全部饿死的。也许是同年的经历过于惨痛,使他终生都在追求一种秸定无波的国家状态,为此要极力消灭一切会引来社会波动的因素。

明白了这一点,再去解读朱元璋,便会理解他建国后的所有行为一一基本上,朱元璋的治国之道,便是左手消灭贪官污吏,右手着力打击富商和贸易,并终身致力于,让所有人都按照他分配的角色,一辈接一辈的不要改变。

他并不是想创造一个均贫富的理想国度,他的所作仍然是为了自己的江山可以千秋万代。因为对读书人的鄙夷,和对自己白手起家、建立偌大帝国的骄傲,朱元璋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意见,坚持按自己的经验,构建他的帝国一一他相信当社会出现大幅度的贫富分化,大量的小农将失去家园和土地,也就失去了厌恶社会波动的特性,最终由社会的稳定因子,变成毁灭社会的恐怖力量……曾经种过地,放过牛、当过和尚、要过饭,最终走上造反道路的朱元璋,比谁都坚信这的一点。

所以,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仇富、最歧视商人的皇帝。他认为,只有那些‘汗滴禾下土、种出粮和棉'的劳动才是劳动,而商人们整日游手好闲,从来不生产任何产品,却过着富比王侯的奢华的生活,显然,是社会的寄生虫,他们和贪官一起,是造成贫富悬殊的罪恶源泉,必须要从自己的国度中清除。

所以朱元璋认为从事商业活动是非法的,不承认商人的身份……在户口制度空前变态的明初,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户籍,当兵的一辈子都是军户,当匠人的是匠户,还有民广、灶户、铺户、酒户、医户、菜户,就连妓女、龟公都有个乐户,但商人们却没有自己的户口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被帝国政府无视……

但个人的力量想要改变社会规律是不可能的,哪怕强如朱元璋,也不可能扼杀社会的需求……这在明初时尚不明显,因为当时国家十室九空、赤贫如洗,增加人口、恢复生产才是最主要的,对商业需求在历史的最低点;但经过几十年的复苏,随着经济的恢复,以及强势皇帝的入土,商业再一次兴盛发展起来,但悲哀的,大明并不能像前朝那样从中获益”太祖不承认商业,商业税自然无从谈起,这种会深刻影响社会的东西,如果没有借助开国昧-天翻地覆、任君勾画的朝气制定下来,想在后来加上,往往就千难万难了。

因为商人们早就依托各种户籍,从事经营活动,且因为国家不能对他们的正常经营提供保护,便只能托庇于地主豪强,官员贵胄,早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,朝廷想收商税,无异于虎口夺食,得先斗得过那满山的老虎才行……且因为朱元璋的愚蠢态度,让反对商税的官员,有了祖宗法度这面无敌神盾,谁也攻不破,谁也奈何不得。

朝廷不能因东南的繁荣而强大,东南的繁荣也对那些长期处于贫困、灾难的省份没什么帮助,所以在抗倭胜利之后,朝中大人们便把目光从江南移开,不再理会那里发生的事情……其实还有些不可告人的因素,比如说官员们大都是南方人,不想让朝廷打南方的主意之类。总之,在这个割裂的帝国中,政治中心在北方,经济中心却在南方,这样两不相闻的发展下去也挺好……沈就一直这样想着,至少在南方彻底壮大起来之前,都不要出乱子。

但现在,两者相交了,强大的北方政治,轻易的撕毁了他辛苦建立起来的南方秩序,一切都可能倒退回原点,难道在这个时代,想做些改变,就这么难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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