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到对方说出这样的观点，身为穿越者的杨朔铭本能的给予了反对。

杨朔铭并没有向对方说出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给中国造成的破坏姓影响，要远远的超出他刚才举的那三个例子。

“瀚之果然博学，能够一针见血。”坐在杨朔铭对面的中年人微笑着说道，“我不知道瀚之有没有想过，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，但我们中国为什么有孔子？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，而发生在中国？反之，释伽牟尼、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、欧洲，而不发生在中国？”

“我对此所知不多，还请仲华明示。”

“那我就来告诉瀚之，之所以会如此，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，农业发达的结果，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；孔子的学说思想，和孔子所祖述的尧、舜思想，都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，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，有父子而后君臣，与夫教孝祭祀，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，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，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，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，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，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。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，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。又如印度地在热带，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，素具悲观姓质，所以释伽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，释伽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，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，对于现实世界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悲观；释伽牟尼佛正是这种悲观民族的产物，并不是因为有了释伽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观思想才发生的。至于耶稣不重宗族、不尚悲观，也是地多临海，便于贸易往来、富于自由迁徙、勇于进取的社会造成的。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国，也必然主张夫妇、父子、君臣的伦理道德，孔子若生在印度，也必然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，释伽牟尼若生在欧洲，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世界各民族中个人的伟大象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会的产物，其他便不须讨论了。”

“又如非洲蛮人以斩杀仇人为道德，印度女子以自杀或[***]殉夫为道德，象这种个人的道德，他们自己必以为是他们个人的伟大，其实是社会一种恶俗造成他们个人的盲目行动。”

“对，这就好比在一个城市里面，如果公共卫生不讲究，个人无论如何注意，在防疫的效果方面，总是很小的。现在的南宁，有许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轿，我敢说曰后哪怕是道路修好了，交通方便了，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再去坐轿了。”

“是这样，象这种个人必然受社会支配的例子也不知有多少。前代的隐者，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，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的表现。前二者是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的先驱或模范，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。其实都是妄想，他们都不明白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十分伟大。要想改革社会，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，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，并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，而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，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。反之，在善良社会里面，天资中等的人都能勉力为善，在恶社会里面，天资很高的人也往往习于作恶。譬如我们现在生存在这资本主义制度之下，无论如何道德高尚的人，他的生活能够不受资本主义支配吗？社会差不多是个人的模型，个人在社会里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，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，而个人能够完全独善，乃是欺人的话。”

听了对方的话，杨朔铭不由得默然。

“我所以反复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，并不是主张个人只要跟着社会走，不须努力；不过在教育方面着想，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社会的力量比个人大，我们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的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。因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，必须用得很经济，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，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，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，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。精力用得不经济，减少教育的效力，这是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一个缺点。”

“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二个缺点，就是减少训练的效力。从实际经验上看起来，其一，可见之于家庭教师的许多成绩。在家庭教师之下受教育的儿童，学科上或较优于学校的儿童，然对于社会的知识及秩序与公共观念之训练完全缺乏，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书痴。其二，可见之于学校儿童的成绩。我们往往看见小学生在学校受训练时，颇为活泼，守秩序，能合群，一入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，在学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。其三，可见之于专门以上学生之成绩。我知道有许多学生，在学校读书时，品德很纯洁，志趣很高尚，很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，一旦出了学校，入了社会，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的人，在社会里混久了，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。这都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，社会自社会，教育自教育，致使训练失了效力。”

“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三个缺点，就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。教育本是必需品，不是奢侈品，个人主义的旧教育却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，社会自社会，教育自教育，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段，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，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、学校，都是一种奢侈品、装饰品，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。此种弊病，社会固应该负责任，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。象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，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；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，未曾在机械上、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；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，见了本地的动植物却茫然不解；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，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，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。象这等离开社会的教育，是不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？因此社会上不感得教育之需要，不相信教育，教育家是不是应该负责任？救济这个弊病，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，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，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的上面，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民族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，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、交通原料各种状况。即以广东教育论，广州附近丝业颇盛，即应设立蚕桑学校；潮、惠富于海物及渔业，即应设立水产学校；北江多森林，即应设立森林学校；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潮、惠沿海地方，水产学校设在北江，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，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。”

“旧教育的第四个缺点就是旧教育的个人主义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。古时‘纯粹的个人主义’之教育，不但是贵族的，而且是神秘的。一般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，务以藏之名山，传诸后世，造成个人名誉为目的，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，通俗易解为浅陋。现时有许多学问很好的留学生不肯著书译书，恐怕坏了自己的名誉，正是随了这种古代文人的陋习。现代‘学校的个人主义’之教育，仍然脱不了贵族的、神秘的旧习惯，此种旧习惯的精神，完全可以由学校门首挂的‘学校重地闲人免进’的虎头牌表示出来。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的观念，都是为社会设立的，不是仅仅为一般学生设立的。自大学以至幼稚园，凡属图书馆、试验场、博物馆，都应该公开，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，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，必如此才能够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，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，必如此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，学校化的社会。现在各学校门首大书特书的‘学校重地闲人免进’，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学校与社会截为两段，明明白白地是‘学校的个人主义’，明明白白地是‘教育界的闭关主义’，这种教育减少了文化普及的效力，也是明明白白的事。”

“听仲华一席话，方知我国现今教育之弊端。”杨朔铭感叹地点了点头，眼中竟然闪过一丝浓重的悲哀之色。

此时的杨朔铭，想到自己原来所在的历史时空中的教育现状，只感到揪心的痛楚。

刚才他听到的这些话，竟然出自于后世教科书的“反面典型”之口！而这些话所阐明的道理，哪怕放到所世，也绝没有过时！

“我再就教授方法下点批评，也可以看出新旧教育的根本不同及其好歹。如今的欧美教育界，有几句很流行的话：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，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。这话初听起来很觉奇怪，其实大有道理，是对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不同的解说，是新教育的精神所在！”

“不错！这就好比医生诊病，必须详察病人的病状、病源才能开药方，服药后的经过和状况也是一丝一毫都不能忽略的，若只凭主观的想象，补药多吃，不但不能治病，恐怕还要杀人呢。”杨朔铭说道，“哺育婴儿也是这样，依照大众的意思来哺养婴儿是不成的，全靠检查婴儿的体温、血液需要、消化机能，来做大人的指导，并且大人在此指导下学得许多实际知识，好过从书本上得来的。先生可以从学生得到许多经验、知识，且必须从学生学得充分的经验、知识，才能够教育学生，也和医生诊病、大人哺养婴儿一样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