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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百九十八)教育兴国当如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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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到对方说出这样的观点,身为穿越者的杨朔铭本能的给予了反对。

杨朔铭并没有向对方说出,还有另外一个人,给中国造成的破坏姓影响,要远远的超出他刚才举的那三个例子。

“瀚之果然博学,能够一针见血。”坐在杨朔铭对面的中年人微笑着说道,“我不知道瀚之有没有想过,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,但我们中国为什么有孔子?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,而发生在中国?反之,释伽牟尼、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、欧洲,而不发生在中国?”

“我对此所知不多,还请仲华明示。”

“那我就来告诉瀚之,之所以会如此,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,农业发达的结果,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;孔子的学说思想,和孔子所祖述的尧、舜思想,都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,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,有父子而后君臣,与夫教孝祭祀,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,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,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,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,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,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。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,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。又如印度地在热带,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,素具悲观姓质,所以释伽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,释伽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,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,对于现实世界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悲观;释伽牟尼佛正是这种悲观民族的产物,并不是因为有了释伽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观思想才发生的。至于耶稣不重宗族、不尚悲观,也是地多临海,便于贸易往来、富于自由迁徙、勇于进取的社会造成的。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国,也必然主张夫妇、父子、君臣的伦理道德,孔子若生在印度,也必然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,释伽牟尼若生在欧洲,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。”

“我明白了,世界各民族中个人的伟大象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会的产物,其他便不须讨论了。”

“又如非洲蛮人以斩杀仇人为道德,印度女子以自杀或[***]殉夫为道德,象这种个人的道德,他们自己必以为是他们个人的伟大,其实是社会一种恶俗造成他们个人的盲目行动。”

“对,这就好比在一个城市里面,如果公共卫生不讲究,个人无论如何注意,在防疫的效果方面,总是很小的。现在的南宁,有许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轿,我敢说曰后哪怕是道路修好了,交通方便了,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再去坐轿了。”

“是这样,象这种个人必然受社会支配的例子也不知有多少。前代的隐者,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,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的表现。前二者是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的先驱或模范,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。其实都是妄想,他们都不明白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十分伟大。要想改革社会,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,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,并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,而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,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。反之,在善良社会里面,天资中等的人都能勉力为善,在恶社会里面,天资很高的人也往往习于作恶。譬如我们现在生存在这资本主义制度之下,无论如何道德高尚的人,他的生活能够不受资本主义支配吗?社会差不多是个人的模型,个人在社会里,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,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,而个人能够完全独善,乃是欺人的话。”

听了对方的话,杨朔铭不由得默然。

“我所以反复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,并不是主张个人只要跟着社会走,不须努力;不过在教育方面着想,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社会的力量比个人大,我们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的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。因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,必须用得很经济,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,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,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,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。精力用得不经济,减少教育的效力,这是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一个缺点。”

“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二个缺点,就是减少训练的效力。从实际经验上看起来,其一,可见之于家庭教师的许多成绩。在家庭教师之下受教育的儿童,学科上或较优于学校的儿童,然对于社会的知识及秩序与公共观念之训练完全缺乏,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书痴。其二,可见之于学校儿童的成绩。我们往往看见小学生在学校受训练时,颇为活泼,守秩序,能合群,一入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,在学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。其三,可见之于专门以上学生之成绩。我知道有许多学生,在学校读书时,品德很纯洁,志趣很高尚,很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,一旦出了学校,入了社会,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的人,在社会里混久了,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。这都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,社会自社会,教育自教育,致使训练失了效力。”

“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三个缺点,就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。教育本是必需品,不是奢侈品,个人主义的旧教育却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,社会自社会,教育自教育,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段,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,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、学校,都是一种奢侈品、装饰品,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。此种弊病,社会固应该负责任,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。象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,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;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,未曾在机械上、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;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,见了本地的动植物却茫然不解;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,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,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。象这等离开社会的教育,是不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?因此社会上不感得教育之需要,不相信教育,教育家是不是应该负责任?救济这个弊病,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,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,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的上面,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民族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,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、交通原料各种状况。即以广东教育论,广州附近丝业颇盛,即应设立蚕桑学校;潮、惠富于海物及渔业,即应设立水产学校;北江多森林,即应设立森林学校;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潮、惠沿海地方,水产学校设在北江,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,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。”

“旧教育的第四个缺点就是旧教育的个人主义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。古时‘纯粹的个人主义’之教育,不但是贵族的,而且是神秘的。一般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,务以藏之名山,传诸后世,造成个人名誉为目的,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,通俗易解为浅陋。现时有许多学问很好的留学生不肯著书译书,恐怕坏了自己的名誉,正是随了这种古代文人的陋习。现代‘学校的个人主义’之教育,仍然脱不了贵族的、神秘的旧习惯,此种旧习惯的精神,完全可以由学校门首挂的‘学校重地闲人免进’的虎头牌表示出来。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的观念,都是为社会设立的,不是仅仅为一般学生设立的。自大学以至幼稚园,凡属图书馆、试验场、博物馆,都应该公开,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,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,必如此才能够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,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,必如此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,学校化的社会。现在各学校门首大书特书的‘学校重地闲人免进’,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学校与社会截为两段,明明白白地是‘学校的个人主义’,明明白白地是‘教育界的闭关主义’,这种教育减少了文化普及的效力,也是明明白白的事。”

“听仲华一席话,方知我国现今教育之弊端。”杨朔铭感叹地点了点头,眼中竟然闪过一丝浓重的悲哀之色。

此时的杨朔铭,想到自己原来所在的历史时空中的教育现状,只感到揪心的痛楚。

刚才他听到的这些话,竟然出自于后世教科书的“反面典型”之口!而这些话所阐明的道理,哪怕放到所世,也绝没有过时!

“我再就教授方法下点批评,也可以看出新旧教育的根本不同及其好歹。如今的欧美教育界,有几句很流行的话: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,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。这话初听起来很觉奇怪,其实大有道理,是对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不同的解说,是新教育的精神所在!”

“不错!这就好比医生诊病,必须详察病人的病状、病源才能开药方,服药后的经过和状况也是一丝一毫都不能忽略的,若只凭主观的想象,补药多吃,不但不能治病,恐怕还要杀人呢。”杨朔铭说道,“哺育婴儿也是这样,依照大众的意思来哺养婴儿是不成的,全靠检查婴儿的体温、血液需要、消化机能,来做大人的指导,并且大人在此指导下学得许多实际知识,好过从书本上得来的。先生可以从学生得到许多经验、知识,且必须从学生学得充分的经验、知识,才能够教育学生,也和医生诊病、大人哺养婴儿一样。”

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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